陽宅概論 《上》《下》
城市形勝：
悠久的歷史，眾多的民族，幾十個朝代和政權的興替，隨之產生了豐富的都城文化。都城是政治的中心、經濟的樞紐、軍事的城堡，因此，在地理上必須很講究。選擇城址，一定要考慮自然條件，諸如山川地利、水土物產、氣候風景、都要精心分析。這樣，就產生了者城風水的理論和實踐。
古漢語中，“國”字往往 者城的代名詞。《呂氏春秋•慎勢》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一般情況，都城簡稱為都。《釋名》說：“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都城又稱京師。《公羊傳》說：“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眾也。”
夏朝、商朝的都城稱邑。 如夏邑、商邑。周朝至京朝，都城多被稱為京師。
建築城邑、住宅是很嚴肅而重大的事情。從考古看，殷商的卜辭中有許多關於建築的記載，如“王乍邑？帝若？”（王要建邑？上帝同意嗎？）“王有石才鹿北東，乍邑於之？”（王有石在鹿地的東北，作邑於此。）這些卜辭是問修城邑有沒有禍祟？方向合不合適？
殷商的城建頗具規模，從鄭州和安陽發掘的遺址看，基址的朝向接近磁鍼的正方向，即正南北向或正東西向。基址底部呈水準狀。這些說明當時已經掌握了測定方向的水準的技術。
風水關於都城的建築觀念，與般的陽宅理論基本相同，只是有兩點區別：
一是求大。都城基址必須選擇大環境，地大、山大、明堂大、水的彎曲大，只有容易大，才能修建龐大的都城。
一是龍脈集結處。繆希雍《葬經翼》說：“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也。翼州者，太行之正，中條之幹也。洛陽者，天地之中，中原之粹也。燕都者，北隴盡，鴨綠界其後，黃河挽其前，朝迎萬派，擁護重複，北方一大人也。之數者自三代以來靡不為帝王之宅，然興衰迭異者，以其氣有去來之不齊也。”這段話講的是西安、洛陽、北京的龍脈地形，特別推崇北京，因為作者所處的明代都城在北京，所以向封建統治者獻媚。
下面，我們從風水的角度，分別介紹古代都城的營建情況。
北京：北依山險、南控平原。
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它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周武王封堯的後代于此，當時叫薊丘，後來成為燕國的國都。遼代以北京為陪都，稱燕京或南京。金代於1153年遷都北京，改名為中都，從此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元代以北京為大都，以“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原則建設北京，奠定了北京城的規模。明初定都應天（今南京），為了殺元代的王氣，拆除了元朝的宮殿，把北城牆向南推移。明成祖遷都北京，為了體現皇權的核心地位，把全城的中軸線向東推移了150米，新建的宮殿都在中軸線上，又線上北堆築了一座景山，用以鎮元代殘餘的王氣，以便明代長治久安。清代仍以北京為都城，增建了地壇、日壇、月壇，用以祭祀。北京城南面有天壇，北面有地壇，東南有日壇，西面有月壇，分別表示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
北京之所以歷來成為軍事重鎮、政治中心，這與其地理形勢有關。它地處華北平原與西北蒙古高原、東北松遼平面之間，西北是燕山山脈，西南是太行山脈，南面是華北平原，東面是渤海灣。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環抱渤海，成為拱衛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險，南控平原，處於北京小平原、南方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間，必然引起歷代先哲的重視。
元代蒙古貴州巴圖南曾對忽必烈極力推薦北京，《元史•巴圖魯》記載巴圖南語：“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於是，忽必烈決定定都于燕。
元代的士人都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重要，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描述北京“右擁太行，左注小夥子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
明初，朱元璋攻下北平（北京），詢問大臣可否在此建都。臣僚們認為這是元代亡國之地，王氣已盡，不宜建都。翰林修撰鮑頻說：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及是百年，地氣已盡。南京興王之地，不必改圖。
明成祖在靖難之役趕走明惠帝后，他不願意到南京去當皇帝，有意留在北京。因為北京是他的封地（時稱燕京），龍潛於此，多有經營。上有所好，下必應之，他的臣僚紛紛表示贊同。《明實錄•太宗實錄》記載群臣上疏：“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
明人普遍認為定都北京是明智之舉。萬曆年間修撰的《順天府志》卷一雲：“燕環滄海以為池，擁太行以為險，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濟而舉重以馭輕，東西貢道來萬國之朝宗，西北諸關壯九邊之雉堞，萬年強禦，百世治安。”
明末，朱明政權江河日下，大廈將傾。有些風水先生認為應歸罪於明成祖遷都北京，明代都燕200年，英宗被俘，武宗被圍陽和、李自成圍京師，多災多難，政局一直不穩。
北京離北邊的邊界太近，確實造成明政權時有不安。但是，明政權衰敗的原因不在地理，而在封建統治者。如果不是這樣，清朝怎麼能繼續在北京建都二百多年？
現在，北京正在全國、全世界發揮它的巨大作用。
南京：虎踞龍盤、依山傍水。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的幾句詩。“虎踞龍盤”四個字是對南京地形的描述。
南京的西面有座石頭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涼山，像一個蹲著的老虎，東面有鐘山，像盤曲的臥龍。所以，歷來的人們稱南京為“虎踞龍盤”。這個稱呼由來已久，據晉代張勃的《吳錄》，劉備派遣諸葛亮到南京，諸葛亮歎道：“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北周庚信在《哀江南賦》雲：“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書志》解釋說：“虎踞龍盤，帝王表其尊極。”唐代李白在《永王東巡歌》雲：“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可見，“虎踞龍盤”一詞已為人們認同。
南京先後有不少王朝和政權在此建都。三國的東吳以及後來的東晉、宋、齊、梁、陳連續在此建都，史稱六朝古都。以後，南唐、明朝、太平天國辛亥革命、蔣介石國民政府都在此建都。
南京的名稱多有變化，戰國時楚置金陵邑，秦稱秣陵，東吳稱建業，晉及南朝稱建康。明稱南京，南唐和清朝稱江寧府，太平天國稱天京。
南京地勢險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西邊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磯。從西南往東北有石頭山、馬鞍山、四望山、盧龍山、幕府山，東北有寧鎮山脈的最高峰鐘山，北邊有富貴山、覆舟山、雞籠山，南邊有長命州、張公州、白鷺州等沙州形成夾江，這些天然屏障拱衛著南京，使得歷代統治者都很看中這塊寶地。
不僅如此，南京還處在經濟發達和交通便利大環境中，東南的太湖平原和錢塘江流域是資源豐富的糧倉，形成了很好的經濟基礎。沿江可上溯到九江、武漢，沿江下行可到上海，加上秦淮河與太湖水系，使得南京四通八達。
據說，早在西元前333年，楚威王滅越，在今清涼山築城，又埋金以壓王氣。
元末朱元璋起兵，儒士馮國用、陶安、葉兌紛紛主張取南京而定天下。《明史•馮國用傳》記載馮對朱元璋說：“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朱元璋曾命儒士為鐘山賦詩，鄧伯言雲：“鼇足立四極，鐘山一蟠龍。”這是一句極贊南京有帝王之氣的詩，朱元璋拍案大聲叫絕，鄧件言以為太祖發怒了，嚇得半死。
朱元璋聽從了儒士的建議，由劉基等人相地，精心營建南京。《明實錄》卷21記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修築城牆和宮殿的情況：“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進白下門外，距鐘山既闊遠，而舊在城中，因元南台為宮，稍卑隘。上乃命劉基等蔔地定，作新宮于鐘山之陽，在舊城樂白下門之外二裏許，故增築新城，東北盡鐘山之趾，延亙周回凡五十餘裏。規制雄壯，盡據山川勝焉。”
明代的封建文人認為，天下能夠作為帝王之都的地形不過兩處，一是南京，一是北京。《日下舊聞考》引明代《楊文敏集》雲：“天下山川形勢，雄偉壯麗，可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扼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燕薊。雖雲長安有崤函之固，洛邑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會，為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薊若也。”所以，明代一直有建都北京還是建都南京之爭，明成祖後來終於遷都北京，但仍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中央機構，負責南方事務。
太平天國也存在定都北京還是定都南京之爭。洪秀全執意定都南京，認為南京地連三楚，勢控三江，群山屏圍，長江襟帶，鐘阜有龍蟠之像，石城有虎踞之形。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1864年又被湘軍攻陷，農民革命慘遭失敗。許多史學工作都認為太平天國不應當定都南京，而應當銳意北伐，直取北京，奪取全國勝利。定都太早，只能使革命意志衰退。
風水先生對南京的龍脈走向有過描述。李思聰在《堪輿雜著》談南京尋龍時說：“若南京牛首之龍，自瓦屋山起，東廬山至漂水蒲裏，生橫山、雲臺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雙峰，特峙成天財土星。左分一枝，生吳山至西善橋止，複於肘後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從爛石岡落，起祝禧寺，至安德門，生雨花臺，前至架，岡門上方門而止。”這一套說法很煩瑣，我們切不可拘泥。
西安：南阻秦嶺、北濱渭河。
西安，古代稱為鎬京、長安，它是我國著名的古都。西周以豐、鎬為都，秦以咸陽為都，均在西安附近。西漢、新、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都在西安建都。東漢、曹魏、後唐都在西安建有陪都。
歷代統治者之所以看中了西安，這與西安的地理形勢有關。西安地處關中平原，南阻秦嶺，北濱渭河，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史記•留侯世家》記載漢代張良對西安的讚譽：“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進而，天府之國也。”
咸陽緊鄰西安，秦朝建都咸陽。咸陽在九 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秦朝修建咸陽，運用了天體觀念。把渭河比作天體的銀行“天漢”，以各座宮殿比作星座，四周有許多通道，咸陽宮居中，形成了眾星拱辰，屏藩帝都的格局，體現了“萬世一系”的秦帝國都城的宏偉和尊嚴。
隋朝立國後，放棄了原來的長安城，在東南另建新城，《隋書•文帝紀》記載：“此城從漢以來，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於是，選擇了“山川秀麗、卉物滋阜、蔔食相土”的龍首高原建新城。長安新城南對終南山及子午穀，北臨渭水，東有、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宮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宮殿坐北朝南，“南面稱王”。當時稱為大興城。
唐代改大興城為長安，並且增修宮殿。唐朝皇帝認為隋朝的宮城建築所處地勢偏低，便在東北龍首原高阜上新建了大明宮，又在城內修建了興慶宮。整個長安城佈局工整，它以南北禦道——朱雀大街為中軸線，東西兩邊各有54個坊和一個市，表現出對稱美。長安城的格局對北京城的建築形式是有影響的。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是仿照長安城興建。
洛陽：天下之中、山河拱戴。
洛陽號稱九朝故都。先後有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武后）、後樑、後唐、後周在洛陽建都。
洛陽位居“天下之中”，八方輻湊。它北臨邙山，南系洛水，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它有群山環繞，東據虎牢關，西控函谷關，北通幽燕，南對伊闕。人稱“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
風水先生認為洛陽是龍脈集結處。李思聰在《堪輿雜著》論洛陽龍勢時說：“洛陽，即今之河南府也。從嵩山而來，過峽石而北，變作岡，龍入首後，分一枝結北邙山托於後。山雖不高，蜒蜿而長頓。起首陽山，分出一枝至黑石關為水口，中擴為堂局，而四山弘農，好陽諸澗，乃左界水，流入黃河，繞於北邙之後。洛河悠揚，至蛩縣而與黃河合，一大聚會也。”
早在西周初年，洛陽就被周公看中了，並且以都城的規模進行勘測。《尚書》記載周公攝政的第五年，以占卜的形式相洛邑。“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水西，惟洛食，我又蔔 水東，亦惟洛食。”《尚書》又記載“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洛邑是當時世界上最早按照事前周詳規劃而建築的城市。分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這是洛陽作都城之始。洛陽有伊、洛、 澗、四條河流貫穿其間，它在洛水之北，從戰國開始，人們稱洛邑為洛陽。洛邑在戰國之前稱王城，位址在今洛陽以西。
東漢至北魏，都城建在今洛陽以東的白馬寺。隋唐時，洛陽大加擴建，隋煬帝、武則天以洛陽為東京，經常住在洛陽。據說，隋煬帝、武則天以洛陽為東京，經常住在洛陽。據說，隋煬帝對洛陽的地形很欣賞，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初，煬帝嘗登邙山，觀伊闕，顧曰：‘此非龍門邪？自古保因不建都於此？’僕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遂議都焉。”
開封：北據燕趙、南通江淮。
開封，在戰國時魏國建都稱大樑，五代後樑建都稱為東都，後晉、後漢、後周在北建都稱為東京，宋代在此建都稱為汴京。因此，開封被稱為六朝故都。
開封位於黃河中游的南岸，地處中原和華北大平原的西部邊緣。它北據燕趙，南通江淮，西峙嵩嶽，東擠青齊。它的附近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它之所以被統治者看中，關鍵在於它處在經濟富庶之地，交通方便，利於居內控外。
風水先生對開封的地形並不推崇，但對城內的建築卻自有見解。《揮塵後錄》記載了北宋徽宗趙佶相信茅山道士的風水觀，並且付諸實踐。其文：“元符末，掖庭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法 符水為人祈禳，且善逐捕鬼神，出入禁內，頗有驗。佑陵登極之初，皇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形加少嵩，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由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幸，因而逢迎，謁國力經營之，是為艮嶽。”
杭州：天目餘脈、山青水秀。
杭州，舊稱臨安，五代的吳越國和南宋在此建都。
杭州位於錢塘江的北岸，大運河在此與錢塘江相交。它的西北是天目山，西南和東南是龍門山和會稽山。它風景如畫，封建統治者很樂意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所以在此建都。以至於宋代詩人林升斥責道：“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有關杭州的風水，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記載明正德三年（1508）郡守楊孟瑛所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群山飛翥，駐於錢塘。江湖夾挹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胳，鐘靈毓秀於其中。”
李思聰在《堪輿雜著》論杭州幹龍說：“杭州幹龍自天目起，祖遠不能述。從黃山大嶺過峽後，一枝起南高峰，從石屋過錢糧司嶺，起九曜山，越天山，過慈雲嶺。起禦教場、勝果山、鳳凰山，過萬松嶺，起吳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從桃園嶺青芝塢跌斷，起岳墳後烏石山，從智果山保叔塔入城，來龍沿江而下，皆自剝星巒遮護，隔江諸峰，遠映護龍，直從蕭山至海門。坐天弧天角星，從別子門石骨渡江，起皋亭諸山，作下砂兜轉。右界水自嚴州桐廬流入錢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兩界公流未河，城中諸河塞阻穢濁，脈絡不清。”
銀川：四塞險固、賀蘭作屏。
銀川，西夏王朝的都城，從西元11世紀到13世紀，作為都城長達189年，稱作興州。
銀川西北有賀蘭山之固，黃河繞其東南流。四塞險固，可攻可守。
銀川作為夏都，有個神奇的傳說。《西夏書事》卷十記載，西元1017年，“夏六月，有龍見於溫泉山（即今賀蘭縣暖泉以西的賀蘭山），山在懷遠鎮北。（李）德明以為瑞，遣官祀之，於是有遷都之意。”到了西元1020年，夏太宗李德明遷都懷遠鎮，改名興州。
賀蘭山山勢雄偉，林草豐美，經濟富庶，交通便利，這是夏在銀川建都的根本原因，所謂“龍瑞”，不過是風水附會而已。
城市形勝的類型：
我國的城市與地理形勢的關係，大致有以下幾類。
群山環抱類。如蘭州地處黃河上游，四周群山綿亙，特別是皋蘭山似天然屏障橫臥在城南，各式各樣的古建築依山就勢，層層相因。如烏魯木齊位於天山北麓，四面環山，東面巍峨的柏格達冰峰的山腰有一湖碧綠的天池。如河北承德在群山包圍之中，山上林木茂密，山中一塊綠草如茵的平原和一泓湖水。盛夏時節氣候涼爽，清朝統治者在此修建了避暑山莊。
三面環山、一面臨水類。如昆明在群山之中網開一面，著名的滇池增添了城市的美色。如青島三面是山，一面臨海。
三面環山、一面平原類。如鄭州北有太行，西依邙山，西南為嶽蒿山，東北是華北平原。
依山傍水類。拉薩在雅魯藏布江支流拉薩河北岸，旁邊高聳著普陀山，布達拉宮依山而建，氣勢雄偉。大理位於點蒼山下、洱海之濱，周圍是一片扇狀平原。長沙位於湘江之濱，西岸有蔥蘢的嶽麓山。泉州位於晉江入海處，市北有清源山。
水口交合類。常德在沅水入洞庭湖處，湘西物資在此集散。武漢在長江和漢水的匯合處，市內有龜蛇二山。上海在長江入海處。寧波在甬江上游鄞江與姚江兩河交叉處。
臨水類。無錫在太湖之濱。福州濱海，市中心有於山。南昌在贛江下游、鄱陽湖西南岸。
作為一個城市，可以不靠山，但一定要臨水，無水則不能生存。如果有山靠則更好，可以防止水淹，又可以取得木材資源。風水原則是對城市形勝的概括，城市的興建應當考慮風水原則。我們應當認真總結歷代的城建經驗，採用最佳原則建設現代化城市
廟觀與文塔：
寺觀占山：
天下名山僧占多，這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佛教佔有峨眉山、普陀山、五臺山、九華山。道教佔有青城山、武當山。凡是名山，都有宗教寺觀。一般說來，寺是佛教供佛、觀是道教供仙。廟是統稱，供神。
為什麼僧侶要佔據名山呢？因為名山風水好，能吸引遊人。遊人越多，香火越旺。再則，市井已被世俗貴族龔斷，僧侶們只好到山間尋找歸宿。山間最適宜僧侶修行。
早在東晉，慧遠法師就在廬山“選精舍，盡山林之美”。到南朝時，其風日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僧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雲遊天下，一方面是布教，另一方面是選擇吉地。唐代自在禪師曾經“命弟子至江南選山水佳麗處，將以終老。”佛、道之間為了爭奪四川青城山，大動干戈，一直鬧到朝廷，由皇帝出面才解決。
佔據了名山，還要善於選擇修建寺觀的地點。《園治•相地篇》提出：“略成小築，足征大觀”，這就是說要使寺廟和名山形成“千山抱一寺，一寺鎮千山”的佈局。應當以點控面，點面結合，善於選擇制高點、轉捩點、空白點，使寺廟選擇在最佳位置。
寺觀要處理好山水相依的關係，“山以水為脈，水以山為面”，“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依山面水，善於借景、讓景，巧用自然地形，使建築與自然相協調。
寺觀多選在山頂極峰，或者半山腰，或者依傍懸崖峭壁，這樣便於極目遠眺、俯臨凡界。同時可以超世脫俗，表現出神秘的色彩。人們仰看半天雲中的寺觀，就會想到它是神與人的媒介、是天帝到人間的中轉站，是非常神聖的地方。從而提高寺觀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寺觀建築往往採取“土包屋”的形式，即三面群山環繞，奧中有曠，南面敞開，寺廟隱于萬樹叢中的幽深之處，這樣可以藏氣避風，十分雅靜。敞開的一面是明堂，是進出的場所。
寺觀建築又採取“屋包山”，即寺廟沿山坡覆蓋，背枕高峰，拾級而上，氣宇軒昂，一片黃澄。
寺觀建築還採取虎踞龍盤之勢，背倚大山，兩翼側嶺遠遠回抱如襟帶，又像伸開屈抱太極的雙手。
寺觀最基本的建築原則是因其自然，相彰得益。不可擅動土方，不可亂砍林土，以免傷害了地脈，跑了生氣。
我國寺觀很多，如果實地考察，我們會發現許多有益的經驗：
蘇州的虎丘山園林善於綜合處置地貌，在兩丘間的上山香道上點綴著幾處小景，以提高人們的遊興。以千人石廣場為中心，作為風景集中區域。在西面山上修建了樓臺亭閣，作為用以遠眺的觀賞區。東山和後山幽靜隱秘，別成天地。虎丘山上建有虎丘塔，被整個風景區簇擁，十分突出。
四川灌縣二王廟建在山勢陡急的玉壘山麓，前面緊貼都江古堰。修廟時，為了讓出空間和增加氣勢，特將山門退至山坡上，又在路上修了小巧美觀的牌樓門，用以烘托山門
山西五臺山的佛光寺坐落在山坡上，兩側有峽谷，穀對面又是高山，這種地勢，風水先生稱為“二龍戲珠”，因為佛光寺被兩條形似蛟龍的峽谷環繞著。這裏取水方便，又不會因山洪淹沒。寺的西南有一口井，常年不涸，風水先生說這井通著東海龍王宮殿。
湖北武當山建築也講究風水。傳說明永樂十年（1412），明成祖朱棣命令工部督促30萬人在武當山修建道教觀宇。朱棣先後下旨說：“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觀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其體。”“今大嶽太和山金頂砌造四周牆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動，其牆務隨地勢高下。”這就是規定，建築群要根據山嶽來確定建築用地，建築物要隨地勢因地制宜。在所有的出家人中，以道教的道士最擅長風水，他們撰寫風水書籍，傳播風水觀念，收帶徒弟，堅持實踐。所以，道教的宮觀是最講求風水的，一般都選在風水最好的地方。
道士們信奉陰陽五行學說，宣揚生死造化，必然會派生出一套風水理論與實踐。
道教于晉代四川青城山修了上清宮，於北魏在山西恒山修了懸空寺，于唐代在陝西華山修了長春洞，又在湖北五當山修了五龍祠，還在安徽齊雲山修了石門寺，福建武夷山修了天寶殿，于宋代在山東嶗山修了太清宮。這些地方風水極佳。
佛教是外來教，僧人不太講究風水。但是，任何外來文化一進入中國本土，就必然會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使外來文化變形，成為“半土半洋”的文化。佛教也受到風水觀念的影響，南北朝時，他們寺廟往往修在城鎮之中，如南朝自梁時大興佛寺，樓臺殿宇鱗次相望，杜牧有詩感歎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後來為了追求風水，佛寺也上山了。在四川峨眉山修了萬年寺，在雲南雞足山修了迦葉殿，在湖北玉泉山修了玉泉寺，在安徽九華山修了化成寺，在浙江天臺修了國清寺，普陀山修觀音院。
許多名山，佛道共同佔有。如山東泰山、湖南衡山。
可以這樣說，沒有哪一座名山沒有寺觀。諸如前面還未提到的安徽黃山、天柱山；浙江的雁蕩山；江西的廬山、龍虎山；廣東的羅浮山；雲南的西山；北京的香山；天津的盤山；河北的蒼岩山；遼寧的千山；江蘇的棲霞山、花果山，等等。只要我們有興趣去考察，一定可以發現許多風奧秘。
文塔：
我們到農村去考察，汽車還沒進縣城，有時老遠就可以看見一座像筆桿的塔；步行還沒進村，有時也會看到村口有塔。這就是文塔。
文塔，又稱文風塔、文峰塔、文筆塔、文昌塔。它盛行於明中葉至清代。一般修得細長，似毛筆插入雲宵，似乎要在蒼天上書寫什麼。文塔修在縣城郊外的山上或村鎮進出口的土丘上。文塔標誌這個地方的人們重視教育，是儒家用來興文運的一種建築形式，同時也是風水觀念的產物。
風水認為，文塔位居水口，乃一邑一郡一鄉水門之華表。修文塔，要先觀水神是否有情。朝水有情，則可貯其元氣。文塔要合六秀，或合貪狼區門星，或受臨官完帶帝旺水，切忌沐浴死墓絕胎水納朝。坐向以去處為向，來處為坐。起天父地母卦而推高以合貪狼，用闊狹中心而推尺寸以合武曲。其丈尺方寸不可克山，否則會克文星，導致文運不昌。修塔要用風水羅盤測向，用羅經中針盤格定三吉六秀宜生旺食神方。文塔可彌補當地文峰低小之缺陷，使當地多出士子。明清的學人個個都想考中科舉，所以許多鄉村都修建了文塔。
湖北鐘祥縣有文峰塔。此塔建在龍山上，塔有22級，達16米，巍峨雄姿，為郢中城東制高點。塔鐵豎有鐵筆一支直刺青天，大有倚天鋪雲，盡寫乾坤滄桑之勢。當地學子見到此塔，由然而生追慕前賢，振興文運的感慨。文峰塔是當地文風熾盛的標誌，也起到了美化山川的作用。據說，此塔是我國現存年代最早的文塔，它創建於唐朝廣明元年（880），重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
貴州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有一座文筆鬧堂石塔。它以城北的五峰作為筆架，城東的堰塘作為硯臺，含義是祈求當地學子文運興盛。
陝西韓城縣有個文星塔，修建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山川形勢，明朝冷崇在《創建文星塔記》說：“楊公來我縣為官，上任後就遊覽了韓城縣的山川名勝，對韓城的風景非常喜愛。但是感到有所不足的是東北方向的山峰還不夠聳拔，於是與本縣鄉紳士們商議，修建一座浮圖（風水塔）來彌補它。塔上塑了一個魁星像，塔北建了一座文昌廟，於是風景更加完美了。”
安徽省旌德縣城有個文昌塔，是按照風水觀念修建。由於旌德縣城的地形像“五龜出洞”，如果讓龜出走了，就會帶走文運和財氣。又由於縣城西南方有一座形狀似火的梓山，導致城裏經常失火。為了“定龜”和“鎮火”，就在清朝乾隆年間修了這座塔。
有些地方講究氣派，將文塔變為文昌閣、奎星樓，這樣耗資更大，人可以登臨其上。修建這種樓閣，一方面是彌補自然環境的某種缺陷，另一方面是使心理上得到滿足，人們將當地的好運都歸於修建了文樓或文閣。江西《芳溪熊氏青雲塔志》記載：“芳溪四面皆山，東有桐岡相台，西有獅嶺風坡，北有牛洞太山，南有爐峰筆架，其鎮密之勢列如屏牆，惟東南隅山勢平原。”於是，“自雍正乙卯歲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長塍二水交匯之際特起文閣以鎮之。又得萬年橋籠其秀，萬述橋砥其流，於是財源之茂，人文之舉，連綿科甲。”
現在，文塔還大量存在於鄉村，它點綴得山川更加美麗，成為人們旅遊之地，也反映出農村文運興盛的新貌。我們不能因為它是風水的物產物就搗毀它，保留它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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