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沒有命運 陳一陽
到底有沒有命運到底有無命運？這不是一個純思辨的問題，而首先是一個體驗問題。
人不但生活在自然之中，體驗著自然界的變化，也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在人與人的各種關係之中。人類在長期體驗著人在自然生理上有生老病死的同時，也逐漸體驗到在社會生活中，也有著富貴貧賤、吉凶休咎、起伏沉浮的變化。一般來說，經歷越複雜，這種體驗也就越深。“命運”就是人類世世代代對這種體驗的思考的結晶。人類最關切的是命運，人類體驗最深的是命運。人類體驗中最大的謎，也是命運。
人們對“命運”的體驗，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出來。首先，是大量地表現在人們的日常口語之中，象祝你“幸運”、“碰碰運氣”、“死生有命，富貴有天”、“命中註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其次是表現在大量的文獻之中，無論是歷史傳記、宗教、哲學、文學，都留下了人類對於“命運”體驗的深刻表述。
一．不信神仙信命運
柏楊是大家熟悉的作家，他一生相當坎坷，坐過十年牢。他對命運問題發表了這樣的看法：
柏楊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卻相信命運。命運跟神仙無關，它只是人生過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種事件的總和。所以，問題不在信不信，而在於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範圍，打一百次架也說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過了宗教而成為人生的態度問題。是向它雙膝下跪聽候宰割淩遲乎？還是燒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還是破口大駡，三字經傾盆而出乎？抑是面對面地向它挑戰？
柏楊說得好：“問題不在信不信，而在於它存在不存在。”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的企業家。1964年，日本《每日新聞》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全日本最值得尊敬的人物是誰？”結果，壓倒包括日本當時的首相在內的許多佼佼者而獨佔鰲頭的，就是松下幸之助。他所創辦的松下電器事業，在日本實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他從創業開始，就很認真地工作，熱心經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對自己的成功怎麼看呢？1979年，他在回答一份雜誌專訪時這樣說：
不管怎麼說，我是比較偏向宿命論的，不論如何努力，若不是幸運相陪，絕對不能成功。因此每逢難題發生時，我總認為命運會作最後的裁決，所以不會特別的擔憂。我經常告訴別人，說自己的運氣很好，這是事實而非謙虛。象我這樣身體虛弱、又無資金的人，縱使能勉強創業，也根本沒有成功的希望。而我卻能如此順利地拓展事業，或許可以說是命中註定……雖然人類最終的結果是取決於命運，但應該努力之處還是得全力以赴，不腳踏實地，老是叫喚“聽天由命”是沒有用的。
二．宗教：對“命運決定者”的信仰
柏楊先生提到命運與宗教，我們在第一章裏也說到“命運熱”必然伴隨或導致“宗教熱”，那麼，命運與宗教到底有怎樣內在的關係呢？
人是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生物，人最關心的事情莫過於自身的生存。首先是現在的存在，同時還想到明天以及未來的存在。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呢？明天會怎樣呢？以後會變得怎樣呢？這就涉及到對命運的焦慮和關注了。
古代幾乎所有的原始民族在發明形形色色的圖騰的同時也發明了種種占卜術，即使在今天，不但在亞洲、非洲的一些還處於原始狀態的民族中盛行占卜，而且在當今世界科學文化先進的民族中，占卜不僅沒有銷聲匿跡，而且又興起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新的“命運熱”。這說明，費盡心機希望瞭解未來的命運正是人們苦苦追求的東西。
在人類誕生以來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各種民族都不同程度或以各種形式體驗到，人類自身的生存不能不受制於某種異己的力量，存在著某種決定人的命運的力量。這種力量自然使我們的祖先感到神秘，由神秘而崇高，由崇高而神聖，由神聖而導致普遍而久遠的社會崇拜，於是就形成了各種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
可以簡單地說，宗教就是對“命運決定者”的社會性的信仰體系。這個“命運決定者”，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是“天”，古代印度人是吠陀諸神，古希臘是奧林匹斯諸神。基督教認為“決定個人命運的是創造宇宙、引導宇宙向自己確定的目標前進的全能的神”（即是上帝），伊斯蘭教則認為是“真主安拉”。佛教呢，雖然佛教哲學認為個人的命運取決於前世因果報應以及現世本人的行為，但作為宗教，廣大佛教徒普遍信仰的是保佑自己的佛和菩薩。其他民族的宗教也有他們自己所崇拜的“命運決定者”的圖騰、神衹或在生的人（教主、君主或巫師等）。
歷史上各種不同的宗教，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區別，但教傾注著它的信仰者對自己、對親人、對氏族和民族、對國家乃至對全人類的命運的焦慮和關注，因而各種宗教共同的最普遍的祈禱形式就是自己所信仰的神的“保佑”。象美國新總統就任時，總要手按聖經，說上一句“上帝保佑我們、上帝保佑美利堅”。
說到宗教，不能不順利說說“迷信”。宗教離不開信仰，信仰和迷信如何區別呢？我認為是不容易區別的。
人們常說“宗教信仰不等於迷信”，但迷信無疑屬於信仰，或者可以說迷信是信仰的極端形式，是盲目或狂熱到入迷程度的信仰。但這個“度”又怎樣區別呢？我想，如果從社會心理和歷史發展這些角度來說明也許會清楚些。
迷信和信仰都是社會心理現象。都是人們對“神”或人、某一事物或現象感到驚異、而又恐懼所出現的崇拜心理。在希臘語中，“可敬”和“可怖”是一個詞，“崇拜”和“恐懼”也是一個詞，中國人則合為一個詞“敬畏”。這種敬畏心理，就極端而言，就是被崇拜物件所征服，如果在人格上也依附於它，我想，就可以稱為迷信狀態。人們不僅對宗教的神產生過迷信，對金錢可以迷信，對武器可以迷信，甚至科學也可以成為迷信物件；對人也一樣，例如德國人迷信過希特勒，蘇聯人迷信過史達林。在各種迷信中，對命運迷信自然是人類最大、最普通、最長久的迷信。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所有宗教早期無疑都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命運的決定者”是異己的、神秘的和令人敬畏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的自主意識增加了，人格相對獨立了，那種決定命運的異己力量也就相對減弱了，人們對“神”的敬畏和熱情也相對減弱。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像在基督教中所出現的那種“最終發生了神和人的和解”。這種和解的結果，便是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宗教成了民族或國家或社會團體的“精神紐帶”，而民族、國家或社會宗教組織，則成了它們所屬成員的“命運共同體”。從前的“命運決定者”便作為這個“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象徵而長期沿續存在下去。也就是說，在“神人和解”的場合，從“迷信”或以往的充滿敬畏的迷信色彩較濃的信仰，轉化為一般的普通的信仰，成為一種社會風俗。而神人關係得不到和解的場合，過去迷信的物件（某神或某人），或者遭到人們憤怒拋棄、辛辣的嘲笑，或者遭到理性的評判而“走下神壇”，從而結束了對它的迷信史。
我對我們面對的命運熱和宗教熱中所存在的迷信現象，也作如是觀。
三．西方哲學：神靈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說早期宗教充滿對“命運決定者”的敬畏和迷信色彩，那麼人類的意識通過哲學而開始了覺醒。哲學是來自西方的術語。西方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之為“最聰明、最溫雅、最優秀的人”；黑格爾稱之為不僅是古代哲學中最有趣味的人物，而且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物，蘇格拉底是精神本身從神諭到個人精神的轉捩點”。我們則可以稱蘇格拉底為西方的孔子，因為，他像孔子影響東亞兩千多年一樣影響著西方哲學。
蘇格拉底具有樸實的語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的身體和神聖的思想。他在雅典大街上高談闊論，到處向人們提出一些問題，例如，什麼是虔誠？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美德？什麼是勇氣？什麼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麼？你有什麼知識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關於統治你學會了什麼？你是不是教師？在教育無知的人之前你怎樣征服自己的無知？等等。這樣提問題的目的，蘇格拉底說：“我的母親是個助產婆，我要追隨她的腳步，我是個精神上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
蘇格拉底自己呢，他說：“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象一隻獵犬一樣追尋真理的足跡。”為了追求真理，蘇格拉底不顧自己的利益、職業和家庭，他是個哲學的殉道者。他曾自問：什麼是哲學？他自答：
“認識你自己！”
在某種意義上，整個西方哲學史都可以歸納為這一句話。例如兩千多年後，康得也作過類似的回答，他反哲學研究歸納為四個問題：“我能夠認識什麼？我應該想什麼？我能夠期望什麼？什麼是人？”而現代存在主義更簡化為：“我是誰？”這一切也都說明哲學與宗教的原則區別：宗教的中心是神，而哲學的中心是人自己。蘇格拉底開始了人的自我意識的理性時代。
然而，蘇格拉底同時又真實地體驗到自己“為靈機所驅使”，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存在著某種“不自覺的”、“外在的作決定東西”。蘇格拉底曾參加過三次戰役，將軍們決定頒發一個花冠冠給他，作為對最勇敢的人的獎勵，但蘇格拉底推辭了。因為他坦言自己在一次戰爭中陷入沉思，在一個地方一動不動地站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陽光才把他從出神中驚醒過來——據說，蘇格拉底經常陷入這樣一種“出神狀態”——這種出神狀態使蘇格拉底產生了“靈機”的體難。這種出神狀態便是他“為靈機所驅使”而產生的狀態。基於這樣的體驗，蘇格拉底說：
神靈為自己保留了那對於最為重要的東西的認識。建築術、耕種術、冶金術等是人的藝術；治國術、計算術、理家術、作戰術亦然——在這個方面，人可以達到熟練機巧的地步。但是對於另一些東西，占卜就是必要的了。種地的人並不知道誰來享受收穫的果實；造房子的人也不知道誰來住房子；將軍也不知道軍隊戰場是否得當；治國的人也不知道這對他個人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危險；和一個漂亮女子結婚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會不會因此享受到快樂，會不會從中產生出憂愁和痛苦；在國家中有強有力的親戚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會因此被驅逐出境。由於這種不確定，所以必須托庇於占卜。占卜是多種多樣的，有聽神諭、看犧牲、看鳥飛姿態等。（引自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
也許正是蘇格拉底的影響，迄今的絕大多數西方哲學家，都在他們的哲學中“為神靈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只不過程度不同、表現形式各異而已。這種為神靈保留的最重要的東西，說明了我們人類的認識儘管發展了，但仍然存在著異己的“命運決定者”的力量。
人們都知道“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出自于蘇國思想家培根之口。馬克思、思格斯曾稱讚他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他在紀念蘇格拉底的一篇獻詞中，一邊讚美哲學，說“沒有哲學，我便不介意於生活了”，一邊也不禁感歎自己的命運，說他本來是“一個天性最宜文學甚至於其他一切的人，卻為命運所註定”，違背了他的天性，捲入於政治生活的漩渦。
有位哲學家說，義大利有“文藝復興”，德國有“宗教改革”，而法國有伏爾泰。伏爾泰對於法國抵得上一個“文藝復興”、一個“宗教改革”、再加上半個“大革命”。雨果甚至說：“舉出伏爾泰，無異于形容整個十八世紀”。伏爾泰說：“一個國家一旦開始思想，再也沒法阻止它。”而法國人感激他，認為有了伏爾泰，法國才開始思想。伏爾泰這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對於宗教迷信作了非常辛竦的諷刺批評。在1755年11月，里斯本發生了大地震，共死了3萬人。地震恰逢“萬聖日”，教堂裏也擠滿了禮拜者，塌下來壓死了許多人，而法國僧侶解釋這場大災難是“神”懲罰里斯本人民的罪愆。伏爾泰頓時大怒，他尖銳地指出這場災難說明了，“不是神有力阻止罪惡而無心，就是神有心阻止罪惡而無力”。
即使是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儘管他不要上帝，卻仍然不得不接受“命運”的體驗。1879年，尼采得了一場大病，身體精神都病倒了，在陷入與死為鄰的狀態之中，他愛上了健康和陽光、愛上了生命和歡笑，尼采甚至虔誠地說：
我以為偉大的方式就是“愛命運”：一切必然的命運，非但忍受她，並且熱愛她。
如果說尼采的哲學是所謂“超人哲學”，那麼，現代存在主義可以說是把“超人”普遍化的“自由人哲學”。他們認為，宇宙間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存在先於本質，人存在的意義不取決於他物、他人，而是人自己自由解釋、設計、選擇和創造的。薩特說：“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同時他又說，“人之初，是空無所有”。真的是“空無所有”麼？我們在第三章裏將詳細說明，恰恰是“人之初”，對人的命運有相當大的“必然道理”。存在主義者強調“選擇自由”，也恰恰是在“人之初”這一點上，最沒有他們所說的選擇自由。因此，存在主義同樣自覺不自覺地也給“神靈留下了最重要的東西”。
四．馬克思主義的看法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人無疑是馬克思。馬克思也講命運麼？
年青的馬克思寫過許多詩向燕妮表達自己的愛情，其中就包含著在“熱烈的期待”中對命運的體驗，例如：
我被緊緊地縛住，
但是我的眼睛還看得清楚；
因此我才發現，
什麼是我的渺茫的心願。
命中註定我不能希求的事物，
只因為你望了一眼，
它自己就鑽進了我的心間！
馬克思不僅在愛情上，而且在事業上也表達過對命運的期望。1843年5月，馬克思給盧格的信中這樣寫道：
最先朝氣蓬勃地投入生活的人，他們的命運是令人羡慕的，但願我們的命運也同樣如此。
毛澤東讀《南史．梁武帝記》時作了一個批註。梁武帝在位48年，《南史》作者李延壽評論梁武帝說：他即位後，除軍事、經濟上有建樹外，還“製造禮樂，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幹戚，溺於釋教，馳于刑典”，最後終於因宗室子弟相互做軋殘殺，錯誤地接受北魏侯景，引狼入室，導致梁朝的覆滅。開國創業貴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地餓死于侯景的囚室。（按梁武帝蕭衍崇信佛教，曾幾次舍皇位出家，但都被大臣們請回。中國和尚不吃肉食的戒律，就是由蕭衍倡行的。梁武帝本人持戒嚴格，所以被囚後寧願餓死亦不進肉食。）
毛澤東在《南史》這一頁的天頭，用紅鉛筆寫上：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這是唐代李商隱《籌筆驛》詩中的兩句。籌筆驛，古地名，相傳諸葛出師曾駐軍於此，這兩句表達詩人對孔明的崇敬和惋惜之情，毛隨手拈來用以評價梁武帝，同樣表達了他對梁武帝這個歷史悲劇人物的磋歎和感慨。
儘管馬克思主義者們對社會歷史以及他們個人的命運有深刻的體驗，但總的來說，對“命運”這一概念本身，並沒有進行過系統研究。我想，這也許是由於他們著重的是緊張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馬克思僅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過“階級決定個人命運”外，就沒有充分的時間再去深入思考這個過於玄乎的問題了。因此，就象恩格斯對“存在”所說的那們，“命運”也只能作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留給了後人。
五．中國哲學：樂天安命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很大區別，其基本特徵可以說在於：西方哲學強調的是“神—人”關係的“相分”，而中國哲學強調的是“天—人”關係的“相合”。西方哲學有一條從“對神的崇拜”到“對神的懷疑批判”到“實現人的解放”這樣的線性發展歷程，而中國哲學則始終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內自得其樂。
“天”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中有特殊的涵義，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從遠古直到今天的漢語的日常應用中，‘天’作為命定、主宰義和作為自然義的雙重含意始終存在。”而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就其主流而言，雖然包含著人對自然規律能動地適應——這在今天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但從整個歷史看，更多的是意味著人對“天命”的敬畏和順從。
中國哲學主要分為儒、道、禪三家，無論哪一家，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區別，都離不開講樂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老子講“道法自然”，歸結為“無為而無不為”，莊子則講“無為至樂”。怎樣才能“無為至樂”呢？莊子說：“達大命者隨。”一切都無所謂：“呼我牛也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莊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別人責怪他：“這樣不是太過分了麼？”他說：人本無所謂生，本來沒有什麼形體，也沒有生氣，是後來變得有氣、有形、有生了，現在又變化而死了，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一樣。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豈不是變成一個“不通乎命”的人了麼？中國民俗中有“紅白喜事”——“紅事”指結婚、祝壽之類，當然值得慶賀，而“白事”怎樣會“喜”呢？原來，只要一個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們為他辦喪事就稱為“笑喪”——這也許正是莊子的影響所形成的吧！
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稱自己是如來的“教外別傳”，並且編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咐囑摩呵迦葉。
你看，在如來佛面前，幾千弟子“眾皆默然”，只有禪宗的祖師迦葉能夠“微笑”，這不僅是悟道的喜悅，也是中國“樂天知命”的會意表現。
禪宗講“頓悟”，怎樣才能“頓悟”呢？慧能說：“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那麼，又怎樣“從於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饑來吃飯、困來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諸如此類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種宗教體驗中都有某種精神上的愉悅或滿足感，禪宗的特別之處在非常喜歡講平常講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別在與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獲得自己的愉悅。像“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等，不也體現了“樂天知命”的意趣麼？
董仲舒曾說過：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於是，中國的“命運決定者”從“天”轉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級封建官吏、轉移到宗法家庭家長制度中去，在這些一層又一層的“命運決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會金字塔的壓迫下，能有幾個人做到“樂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歎“畏天命”，即使像莊子那般逍遙的人物，也一再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對廣大老百姓，“樂天知命”只能成為“聽天由命”了！
在這樣人為的沉重的“命運金字塔”之下，中國哲學上的“樂天知命”遭到了極大的扭曲，異化為現實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國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樂業”。出門送親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簡直可以概括中國人普遍的心理狀態。
孔夫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歲才知天命，可見“知天命”之難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麼，孟子的話則反映了多數“君子”（儒家知識份子）的心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這段話表達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在沉重的“命運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頑強地“盡心”、“盡其道”，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還有不少人明知“危牆”、“桎梏”，也敢於“捨生取義”、“殺身成仁”。
在中國思想史上荀子講過“制天命”、王安石講過“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因此，中國哲學的主流畢竟是講“樂天知命”。儘管“樂天知命”長期來受到極大的扭曲變形，它所包含的積極進取的精神、合理內容及其美學境界，始終吸引著歷代許多思想家並使他們為之神往。
六．文學：猜不完的斯芬克斯之謎
希臘神話中的斯芬克斯之謎，是世界各國都熟悉的一個故事。斯芬克斯有美女的頭，獅子的身，她蹲在一座懸岩上面，要求過路的人猜一個謎，猜中了，她就自殺，猜不中，就要給她吞吃。她已經吞吃了許多人。這一天，俄狄浦斯爬上了斯芬克斯所蹲踞的懸岩，斯芬克斯問他：在早晨用四隻腳走路，中午兩隻腳走路，晚間三隻腳走路，在一切生物中這是唯一的用不同數目的腳走路的生物，腳最多的時候，正在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時候，這是什麼？
俄狄浦斯聽了這個謎語，好像全不覺得為難：“這是人呀！”他回答說，“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軟弱而無助的孩子，他用兩腳兩手爬行；在生命的當年，他成為壯年，用兩腳走路；但到了老年，臨到生命的遲暮，他需要扶持，因此拄著杖，作為第三只腳。”聽了俄狄浦斯的回答，斯芬克斯失敗了，於是不得不從懸崖上跳下摔死。
文學就是以“斯芬克斯”的形象，提出了哲學同樣的問題。以至許多文學家稱文學為“人學”。
俄狄浦斯雖然氣死了斯芬克斯，但是，他卻無法抗拒給他安排“殺父娶母”命運的“命運女神”。他父親叫拉伊俄斯，是忒拜國王，曾經向神祇渴求子嗣，得到的神諭是：“你渴望一個兒子，好的，你將有一個兒子，但命運女神規定你將死在他的手裏。”當俄狄浦斯出生時，他父母想起了神諭，為了逃避命運的規定，父母把新生兒子兩腳踝刺穿，並用皮帶捆著，叫一位牧人扔到深山裏去，讓他餓死或被野獸吃了，以免他犯下違背人倫的大罪。但是這位牧人出於憐憫，將這小孩交給了鄰國國王波呂玻斯的牧人。後來，俄狄浦斯就被作為波呂玻斯的兒子養大。長大了的俄狄浦斯有一天也去祈求神諭，得到的是一個可怕的預言：“你將殺死你的父親，你將娶你的生母為妻，並生下可惡的子孫。”俄狄浦斯聽了十分驚恐，不敢回轉波呂波斯家去，他決定逃避命運女神給他的這樣殘酷的安排。他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和一輛車子狹路相逢，發生了爭執，車子裏的一位老人揮起馬鞭打在俄狄浦斯的頭上，俄狄浦斯本來就在煩惱之中，這下子更激起了他的暴怒，他舉起手中的木杖，打死了這個老人，駕車的人則逃跑了。再後來，他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做了忒拜國王，娶了原來的王后為妻——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所打死的那個老人就是他的生父，而他所娶的那位王后竟是他的生母！就這樣：
命運女神實現了她所給予雙方、而雙方都十分用心逃避著的預言。
每一部長篇小說和戲劇、電影、電視連續劇無不表現著主人公的命運，越是世界級名著，其命運感就越強烈。只有那強烈的命運感才能打動讀者的心，才能不僅打動同時代讀者的心，還超越時代、社會、民族和地區，打動無數讀者的心，有著一種“永恆的魅力”。《紅樓夢》、《羅密歐和茱麗葉》、《安娜 ．卡列尼娜》、《悲慘世界》以及《百年孤獨》等，都是如此。
雨果在《悲慘世界》對滑鐵盧大戰中拿破崙之所以失敗所作的精彩描繪——據說比所有敘述滑鐵盧大戰的歷史著作都要精彩，在描寫了種種偶然性，例如嚮導的搖頭、天下了雨、戰爭晚開始了兩個小時、援軍遲到等因素之後，他這樣強調“天意使然”：
拿破崙這次要獲勝，可能嗎？我們說不可能。為什麼？由於威靈頓（英軍統帥）的緣故嗎？由於布留海爾（普魯士將軍）的緣故嗎？都不是。天意使然。
如果拿破崙在滑鐵盧勝利，那就違反了19世紀的規律。一系列的事故早已在醞釀中，迫使拿破崙不能再有立足之地。情勢不利，由來已久。
那巨人敗亡的時候早已到了。
那個人的過分的重量攪亂了人類命運的平衡。他獨自一個人比較全人類還更為重大。全人類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個人的頭顱裏，全世界要是都萃集於一個人的腦子裏，那種狀況，如果延續下去，就會是文明的末日。至高無上、至當不移的公理已經到了運用心思的時候。決定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必然趨勢的各種原則和因素都已經感到不平。熱氣騰騰的血，公墓中人滿之患，痛苦流涕的慈母，那些都是有力的控訴。人世間既已苦於不勝負荷，冥冥之中，便會有一種神秘的呻吟上達天聽。
拿破崙已經在天庭受到了控靠，他的顛覆是註定了的。他惱了上帝。
近二、三十年來，最吸引華人讀者的小說，無疑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一位叫羅立群的評論家說，在金庸小說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是《天龍八部》中的蕭峰。蕭峰是一位驚天動地的英雄，他的降龍十八掌，威名響遍武林，性格豪爽粗獷，行事光明磊落。他是契丹人，卻生長在中原；他父母被中原武士所錯殺，而自己卻是中原武人撫養大。如此豪邁的人，處境卻是這般尷尬。命運總是和他作對，逼他違心行事，聚賢莊上，他不願動手，面對著許多曾是武林好友，卻只因一下子不明不白地成了“契丹”人，雙方便成了你死我活的仇人。形勢迫著他獨對中原群豪大開殺戒；他要報殺父殺母之仇，卻誤傷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斷送了唯一的愛情；他救過遼國耶律洪基的命，還做了遼國的南大王，他愛大遼，但也懷念大宋；他忠誠了自己的民族，也熱養育過自己的中原人民，因此當君主威逼、遼宋爆發大戰之時，他斷然反對，卻只能以自己的壯烈之死換取遼寧之間一個時期的和平。羅立群感慨地說：“蕭峰是一位悲劇人物，豪氣的背後摸藏著內心的無比淒苦，他把淒苦埋在心底，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意志的剛強。他有能力想做一切好事，卻無法改變自己劇的命運。”
古人說“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這首詩就是勞者之歌，主人公可能是個官府裏的小吏，他奉命出差，日夜兼程，行旅的苦辛使他聯想了官府裏養尊處優的達官貴人，不覺哀歎起自己的命運來：“實命不同”，“實命不猶”！
伏爾泰在提到《荷馬史詩》時說：“荷馬終歸是最早的一位元在作品中表現了命運觀念的作家。”
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中國詩人，其命運的體驗更顯得深沉，這是北島寫的《一切》：
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煙雲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愛情都在心裏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一切希望都帶著注釋
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七．歷史偉人：充滿使命感
有一點必須先說明，正如尼克森所說的，那些被公認為“偉大”的人物並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國的彼得大帝是個殘忍的惡霸，凱撒、亞歷山大、拿破崙之所以被人們銘記在心，是因為他們曾經是征服者。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主要是他們能在相當宏大的規模上行使權力，以致能相當大地影響他們國家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影響千千萬萬人的命運。
邱吉爾是尼克森稱頌的“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邱吉爾年輕時跟他的一個朋友談到過生命的意義，他說，“我們大家都是蟲子，不過，我認為自己是一隻螢火蟲。”擔任首相後他在一次演說中說：“具有雄獅之心的不是別人，而是那個遍居全球的民族（指英國）。我應召出來大吼一聲，感到榮幸。”尼克森因此而評論說：
邱吉爾認識到自己的命運所向，而且對此深信不疑，這成了他畢生的動力。
其實，不僅邱吉爾如此，可以說每一個歷史偉人都是如此，他們充滿了使命感，無論正確與否，他們人人都相信自己在為一個偉大的事業效榮，都相信自己對推動歷史前進應承擔的使命。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是一切偉大人物的顯著特徵。拿破崙在滑鐵盧失敗後被囚在聖愛蘭島，他曾經口授了一個“給兒子的遺訓”，在“遺訓”中，他特別強調歷史使命感就是“心靈深處的神聖火焰”：
我的兒子應成為一個具有新思想的人，一個忠誠於我在各種贏得勝利的那個事業的人……但是，如果他在心靈深處沒有那麼一股神聖的火焰，沒有那種唯能實現偉大事業的對於善的熱愛，那麼你對他所說的一切，或他自己所學習的一切都將對他沒有多大用處。我希望他能無愧於他的命運。
正因為“偉大人物”都有著強烈的使命感，所以他們都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樣“孜孜追求”權力。權力就是創造歷史並推動或阻止其向某一方向發展的歷史機緣。以致尼克森，這位自己擔任過美國總統，又詳細研究當代各國偉大人物、寫了很有影響的《領導者》一書的作者，也不禁寫了這樣的一句：
導致領導人成功的還有種種運氣的因素，其中機緣是最關鍵的因素。
德國歷史學家海因茨·赫內提供了希特勒上臺前一些鮮為人知的有關“運氣”情況，其中還談到了“算命先生”的影響和作用。1932年12月，希特勒在寫給他的一位親信的信中說，他的對手過於強大，他對於爭取組閣“幾乎失去了勝利的信心”、“放棄了一切希望”，這時，他求教了一位算命先生，這位算命先生在1933年元旦寫了一首預言詩給他：
通向目標之路仍未暢通，
合適的助手尚待集中。
但在三天后，
形勢將通通變樣。
而在月底前的那天，
你將時來運轉，目標在望！
不會有雄鷹領你上路，
只有蛀蟲給你開道。
腐朽、凋謝的一切都將倒地，
屋樑已在劈啪作響！
3天后，1933年1月4日，希特勒與巴本會晤，果然開始了轉機，而到月底前即1月30日，這個年方43，年青時一事無成的流浪漢，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是無名小卒，這個留有卓別林式鬍子有點滑稽的煽動家，而且根本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的希特勒——真的令人不可思議地擔任了德國總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一開頭就強調了自己的命運和使命感：
今天在我看來，命運竟然選擇萊茵河畔的勃勞瑙作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種天意。因為這個小小的城鎮座落在兩個日爾曼國家的邊境上，而我們年輕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盡全力統一兩國作我們畢生的工作。在我看來，這個邊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項偉大使命的象徵。
八．在科學與迷信的交點
這實在是個奇怪的小孩。他一點也沒有其他兒童的那股熱鬧勁。教師送來的成績報告單，他父親看了很痛心。教師告訴他的父親說，這孩子智力遲鈍，不喜歡同人交往，老是糊裏糊塗地在自己的夢囈中遊蕩，以致大家叫他做“孤獨的小老頭”。
這個遲鈍、孤獨的小老頭，就是後來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的愛因斯坦。1930年，他50歲，即孔夫子所說的“知天命”之年，寫了一篇概括自己基本信念的文章《我的世界觀》。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第一句話就是驚歎“命運多麼奇特”！可見，他對命運的體驗之深：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命運是多麼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
自從西方文藝復興反對中世紀宗教迷信而提倡崇尚理性以來，科學界的主流對於神秘的宗教體驗一直是作為“宗教迷信”來對待的，而愛因斯埋不但公然表明自己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而且說明神秘體驗與真正科學並非水火不相容，甚至還是真正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感情”！我認為這對於科學發展史是又一個影響深遠的事件。是否可以說，科學是對宗教神秘的一個否定，而愛因斯坦的觀點體現了“否定之否定”呢？我想，無論怎樣，我們對神秘的經驗或現象，應該採取一種科學的研究態度吧！
愛因斯坦既然對“命運”感到“多麼奇特”，那麼，他對於占星學抱有興趣則是很自然的事了。法國1985年出版的《星座與你》一書的扉頁，就印有愛因斯坦的一段語錄：
占星學是啟迪自我的學問。由於它，我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對之深深表示感激。地球物理學討論了恒星和行星對球的作用力，反過來，從某種意義上講，占星學著重表述了恒星和行星（對人）自身的力量。正因為這樣，對於人類生活，占星學是生命的一種有益配劑。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遜1986年71歲時在以第三者口吻所寫的“自述”中，也是一開頭就是表達對自己“幸運”的喜悅：
薩繆爾遜真是一生幸運，總是待遇優厚、工作輕鬆。聰明的少年時代，深得父母的讚賞寵愛。他天生就適合做學問，經濟學好像是為他而生。他熱望的每項榮譽都很早降臨到他身上，在大學時代就獲得社會科學獎章。1970年（55歲）成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美國人。他在學術上所獲的各種獎，是在神奇森林中所得到的不可思議的獵物。
被西方史學界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恩比晚年和一位電臺主持人厄本進行了廣泛的對話，當厄本稱頌他有強烈的好奇心，並且說“你的好奇心就是尋求一種統率一切的觀點”時，湯恩比說：
我的好奇心引導我對自然、對命運的含義（假如真有命運這種東西的話）、對整個存在的好奇。換句話說，對我來說，歷史是進入宇宙和試著理解宇宙的途徑。每個人都有生活是神秘的感覺，每個人都在某種範圍內試圖理解不可理解的東西。
資料來源：摘錄自互連網，謹供參攷。
